这几年有这样两句诗，“我们相爱一生，但我们的一生还是太短了”，在网上很流行。事情的起源是这样的:
2017年2月18日，央视著名主持人董卿主持的节目《朗读者》第一期开播。在特邀嘉宾中，来自四川金堂县转龙镇的周晓琳和殷杰夫妇讲述了他们浪漫感人的爱情故事。1986年7月，周晓琳是四川阿坝师范学院历史专业的大二学生，做兼职导游。北京人殷杰，当时正从北京医学院(后更名为北京医科大学，现北京大学医学部)毕业，邀请同学去四川九寨沟旅游，两人就这样认识了。后来，在周晓琳的执着追求下，殷杰嫁给了他。他们一起从事旅游业，周晓琳对殷杰非常照顾。殷杰非常喜欢花。周晓琳答应为她建一个花园，于是花了十年时间，建成了一个占地1200亩，1000多种花卉的花谷。他们精彩的故事感动了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主持人董卿当场说:“我引用沈从文写的两句情诗。只有十个字:‘我们相爱了一辈子，但还是太短了。’送给你，祝福你！”董卿的即兴表演赢得了满堂喝彩。从此，这两句优美的诗句因为名家、明星、著名节目的效应而广为人知，永远流传下去。
一个
爱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千百年来，不同民族的人几乎都用各种奇妙的词语来赞美她。可想而知写新东西的难度。这两首诗的语言如文字般清晰，却表达了古往今来彼此深爱的人们的共同心愿。它们深刻而有意义，堪称经典。在国内外无数的情诗中，似乎没有类似的表达，所以弥足珍贵。
但是这两首诗是从哪里来的呢？它们真的是沈从文写的吗？2018年4月2日，《文慧读书周刊》刊登了复旦大学副教授杨新宇的诗歌《我们相爱一生，但我们的一生还是太短》。这是谁的诗？”，指出这两首诗是著名戏曲小说研究专家徐朔方所作。它们最初发表在1948年5月出版的《文学杂志》第二卷第12期，题为《岁月》。原诗如下:
比如密集种植的路边树木。
就像我们第一次走路时一样。
我想在心里慢慢走
但是总觉得太快了。
不管是说还是笑。
行道树一棵棵经过。
我们一生相亲相爱。
人生还是太短。
在杨新宇搜索后发现，这首诗并没有收录在沈从文的诗中。在学术著作中，前面提到这两首诗是沈从文写的，是李阳的《沈从文家国》(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书里有个注解，说这两句诗“出自沈从文。参见林浦《投岩麝归香》和《长河无尽》，第160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杨新宇还查阅了林浦的《长河不息》一书，发现林浦是西南联大的诗人，是沈从文的学生。《投岩麝回香》是他在沈从文去世后写的一篇回忆文章。这篇文章提到这两首诗，是因为据说沈从文“打算写一个剧本”，“很早就开始了，比我在北平遇见他的时间还要早”。在昆明的时候，我一次又一次的提起，和他亲近的同学分享心得，铺设蓝图”。沈从文说，戏可以采用歌舞、歌舞等艺术形式。”他脱口而出:“树枝总会落地，树叶开始发芽。”他引用了杜甫《刘辩》中的这两首诗，恰如其分地回答了问题，简要说明了写这部剧的主旨。在大家惊叹的同时，我默念了一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我还没说完，沈石就急不可耐地描述了他和文学的因缘(姻缘)关系:我们相爱了一辈子，但人生还是太短了。"
林在文中说:“自1938年与沈石昆握手，1948年来到美国，消息就断了。”那么沈从文在1938年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昆明分校1948年5月在徐朔方出版的《投岩麝香还香》中提到了这两首诗，所以这两首诗原来出自沈从文。但杨新文认为，“林普的文章只是孤证，写于1988年。时隔40多年，记忆难免有误。如果当年没有日记，很多细节都历历在目，读者很难相信。”尤其是时间线索不太清楚，比如1948年林浦赴美前夕是否见过沈从文。
杨新文还指出了以下相关事实:辛笛在1994年《诗歌探索》第二期发表的《诗歌的魅力》一文中也说过“我们相爱一生，但我们的生命还是太短”(沈从文语)，但我不知道他是否有过这样的说法，因为他读过林浦的《投岩麝还香》；徐朔方曾写过一篇文章《读沈从文的选集凤凰》。从文章来看，徐朔方和沈从文的生活似乎没有交集。如果这两首诗是沈从文写的，没有发表，徐朔方是怎么知道的？如果是徐朔方写的，就投给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是京派作家的重要阵地。沈从文就此发表了许多文章。他读徐朔方的诗应该很正常，甚至有可能在1948年5月前读过手稿。如果1948年林浦赴美前夕遇到沈从文，不排除沈从文在与他交谈时引用了徐朔方的这两首诗。但令杨新宇不解的是，徐朔方1986年出版的诗集《时光流逝》漏掉了这部佳作，1993年出版的徐朔方诗集也没有被加入。杨文只能推断:“难道是徐朔方为了避免抄袭故意不服？”
二
应该说，杨新宇的文章指出了《我们相爱一生，但我们的一生还是太短》两首诗最早的官方出处，尽可能地搜集了相关的文献资料。至于这两首诗是谁写的，我们暂时无法做出满意的回答。本文只能补充一些零星信息，做进一步推测，希望这个谜题能最终解开。
第一，限于报纸文章的文体，杨新文只指出了这两首诗的出处，没有列出文学意象。这是徐朔方诗集的封面、目录、正文和封底的补充目录，以便给读者一个直观的印象。
其次，有一本沈从文小说选集，书名是《我们相爱一生，但我们的一生还是太短了》。杨新文曾提到，复旦大学张教授对一些“标题党”表示不满，比如把周作人编的一本作品集命名为《我爱生命本该如此》，把沈从文的小说选集命名为《我们相爱一生，但人生还是太短》。杨文还引用了读者的反馈，指出“我们相爱了一辈子，但我们的生命还是太短了”这几个字，在本书自始至终收录的沈从文作品中，都没有出现过。
第三，杨新文曾指出，董卿引用这两首诗时，后一首漏了“一生”二字。后来的引文大多引用原文，但也有后一句没有引用“一生一世”的。虽然省略了两个字并没有损害两首诗的基本含义，但艺术效果还是不一样的。我们以后再谈这个。
第四，这两首诗自从《读者》节目引用后，被广泛引用。按照林浦的说法，沈从文提到这两首诗是为了表达自己与文学的联姻，即对于自己毕生的文学创作无怨无悔。然而，许多网络文章将其解读为沈从文对妻子张兆和的爱情表达。
五、读徐朔方先生的《沈从文文选凤凰》1987年4月18日发表于《文艺报》，收录于《徐朔方文集》第五卷第299-303页。上面写着，“我第一次接触他的作品是在四十多年前，就在选集最后一部发行的三年前。我印象比较深的还是他的两三本关于湘西的作品集，尤其是题为《水獭帽里的朋友》的那本。这次找不到，挺失望的。”此外，徐朔方先生还写了一首《悼念沈从文》诗，诗末“1988年6月10日后半个月”的写作日期(按出版社说法，沈从文死于1988年5月10日，此处为“六月”，系排印错误)，收入《徐朔方文集》第五卷，第505页:
他离开了，悄悄地消失了，
不需要任何人给他荣誉和名声。
不朽的篇章，孤独的生活，
不要为他叹息而打扰他的安宁。
说湘西边城是为他而存在的，
他这么流利还是为了湘西。
即使是描绘外面的世界，
那是一样的。美总是让人难过。
他离开了，悄悄地消失了，
等到没有人理解他的苦。
他会微笑着享受他渴望的休息，
人住在乐土，鱼却忘了江湖。
从上面的引语可以看出，徐朔方先生对沈从文非常钦佩。了解徐朔方先生的人都知道，他对许可持谨慎态度，很少有人有沈从文这样真挚的敬意，所以他不太可能抄袭沈从文的诗。同时，徐朔方先生一生严于律己，不太可能临摹沈从文的这两首诗。另一方面，客观来说，这种事情不太可能发生，因为《文学》杂志是当时某知名学者圈子的同行刊物，沈从文也是圈子里的一员。如果他写了这么精彩的两首诗，这本杂志的同事们都会知道。徐朔方当时只是一个25岁的文学青年，他不太可能让全世界都反对他。
第五，如前图所示，《文学》杂志第二卷第十二期刊登了徐朔方先生的两首诗，一首作画，一首作岁月。值得注意的是，《时光流逝》收的不是《岁月》，而是《画》。《一段时光流逝》的作品以《英国诗人济慈在罗马的故居》结尾，写于1984年6月3日。《徐朔方集》出版时，第五卷“创作”部分增加了此后几十部新作的收入，仍只收“画”，未补“年”。第二本收集的绘画中的文字是一样的，但和文学杂志上发表的版本不完全一样。后者是:
一个美丽的早晨。
我们经由苏堤出去。
从太阳的叶子上滑下来。
随着我们的脚步一起坠落。
杨面前有一个画架。
架子上有写满未知数的空白画纸。
画家正在构思。
当游船驶过桥口返回时。
当晚霞充满湖面。
画家在纸上写下了天堂。
我们旅行归来。
但是不想画画。
黄昏是成熟的早晨。
《时光流逝》和《徐朔方集》收录的词有:
蓓蓓迎着朝阳开合。
圆圆的露珠从树叶上滑下。
我们穿过苏堤出去。
树下碰巧有一个画架。
画的是一张充满未来的画纸。
画家正在构思。
当夕阳照耀在湖中央
画家描绘了一天的美景
非常逼真地再现。
我们旅行回来了。
但是不想画画。
黄昏是成熟的早晨。
(《徐朔方全集》，第5卷，第462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
可见，《流水的时光》和《徐朔方集》不仅收录了“画”，还对其进行了修饰。他在《似水流年》的序言中说:“本集收录的作品，除了几首小诗于1948年由程先生介绍，在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上发表外，大部分都没有发表过。”据1948年出版的《文学》杂志报道，除了这两首诗，徐朔方先生的其他诗都没有发表过。再次说明他对在《文学》杂志上发表这两首诗记忆深刻。他没有包括“年”。不可能是因为他忘了。肯定还有其他考虑。
第六，《似水流年》和《徐朔方集》中，“画”的创作时间是“1947年6月13日”。《岁月》是一起投稿和发表的，写作时间相隔不远。也就是说，1947年6月以后，沈从文可以看到岁月。只要林浦在1947年6月之后、1948年去美国之前遇到沈从文，沈可能会向他提起这两首诗。
徐朔方先生以其在中国古代文学方面的研究成就而闻名于学术界。然而，1943年考入浙江大学后，他迷上了新诗的创作，并担任浙江大学学生文学协会胡明诗歌学会会长。他非常重视自己早期的诗歌创作经历。徐朔方先生去世后，作者被允许阅读他的档案，以记录他的一生。1954年从温州师范学校调到浙江师范大学(后来的杭州大学)时，他在简历的“有什么特长和作品”一栏里填了“几十首新诗”。在《徐朔方集》的“序言”中，他写道:“我不得不坦率地承认，我从来没有对研究感兴趣，而是对创作感兴趣”；“现在我自己也做了很多考证，这完全超出了我年轻时的想象。或许这也是人生中不可避免的自嘲”；“我想我的这个创作可能算不了什么，但至少是我的笔法练习。不得不承认，我的论文没有一篇像写雷峰塔(长诗)时那么严肃，占用了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岁月。我承认我所有的作品都是身外之物，创作是我的自传，不是我。”(《徐朔方全集》，第一卷，第9页)
在诗集《似水流年》的序言中，徐朔方先生也陈述了自己写新诗的经历和关于诗歌的基本主张:“我是从闻一多的《死水》开始认真接触新诗的。全黑原创封面设计及其严谨的艺术形式至今仍在我脑海中留下印象”；“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柯勒律治、拜伦、雪莱和济慈的诗歌向我展示了诗歌的新世界。他们的语言如文字般清晰，似乎比中国古代传统的五言诗或七言诗更能打动年轻人的心。这是我当时的感受。1944年，我从中文系转到英语语言文学系学习”；“任何创作，艺术形式是最重要的。只有通过艺术形式，别人才能从主观上把握作者想要表达的东西。鱼有了可以忘，没有了就没了。诗歌没有格律，格律诗应该是它的主流，这是作者的信念。”(《徐朔方全集》第五卷，第423-424页)徐朔方先生承认，比起五七言律诗，他更喜欢新诗。事实上，直到晚年，他仍然坚持着这个想法。所以他虽然主要从事古代文学研究，但一直只写新诗，不写五七言的旧体诗。其次，他爱新诗，是因为新诗“语言清晰”，“更加亲切动人”。他评价中国古诗的标准也是受这种观念的影响。他对那些符合所谓传统诗学审美标准，显得有着严格规则和深刻寄托的作品评价不高。他更喜欢语言清新活泼、生活趣味的诗歌。比如明代诗人徐渭，特别欣赏他的题画诗，比如《葡萄》:“半条命贫已成人，一间独立书房，晚风呼啸。笔底珍珠无处卖，抛于野藤”；再比如《香蕉的鸡尾酒》:“芭蕉叶下的鸡尾酒花，一朵红花遮不住。老人喝醉了，擦了这张图。雨后，西边的天空突然变成了夕阳。”他尤其高度赞赏徐渭的《郭淑贤富人二十五只风筝》，其中描写了儿童的天真烂漫，并称之为“最美妙的一组诗”:“鹞子飞得山高，山脚下有刺有梨。鹞子不理脚，踩梨树才能学”；“偷风筝的人不在家，可怜的同伴先生没有发现。有人指出，在春天的郊区，雪下穿红衬衫的是他”；“鹞材料拿吃剩的糊窗户，却吓得天鹅跳下来。去找奶奶检查缝针，把他的两三双鞋袜都拆了。”(《徐朔方选集》第3卷，第43、44和46页)
第三，他主张诗歌的语言要“像文字一样清楚”，这绝不意味着他不重视诗歌的语言美和格律美。自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中国新诗的写作方式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强调口语化、通俗化；第一，既要用白话，又要精心锤炼词句，讲究诗歌的押韵、韵律之美，形成新的“格律”。前者以胡适等人的作品为代表，后者以闻一多、戴望舒的作品为代表。毫无疑问，徐朔方同意后一条道路。在语言方面，他追求的是经过了精心的锤炼，达到既清晰准确又传神的境界。同时，他特别注重诗歌的音韵美，即广义的格律。他认为不必每首诗都讲究格律，但“格律诗”应该是诗歌的“主流”。在他一生的新诗创作中，他一直在实践他的上述思想。他的诗语言确实是“明如文字”，但经过反复推敲，特别注重音韵和节奏的效果。如《我们相爱一生，可我们的一生还是太短》，最后一句《一棵又一棵的行道树》后，内容由客观描写变为主观抒情，句式也由长变短。而且两句话长得很像，自然构成了一个独立的单元，情感永无止境。就这两句话来说，“一生一世”这个词被重复和强调，导致语气上的倒退。上句的结尾和下句的开头勾在一起，形成循环往复的效果。如果省略下一句中的“一生一世”，这种效果会明显降低。
三
综上所述，徐朔方先生确实在《文学》杂志上发表过这两首诗，抄袭沈从文诗歌的可能性不大。但晚年他自编的诗集《时光荏苒》、《徐朔方集》中并没有收录《岁月》这首诗。发生了什么事？如果我们找不到沈从文先生在1948年5月之前写这两首诗的证据，我们仍然应该假设它们是徐朔方先生写的。至于他没有收入诗集的原因，现在也无法确切知道。只能推测，最大的可能是他一方面出于对沈从文的尊重，另一方面如杨新文所说，为了避免被怀疑抄袭，而放弃了这首诗。如果是这样，还是有些疑问。正如杨新文所说，目前最早提及沈从文阅读这两首诗的是林浦的《投岩麝香还香》，写于1988年5月沈从文逝世后，后收录于《长河落日圆》，1989年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徐朔方先生的诗集《似水流年》于1985年春节编入目录(见书的序言)，1986年8月由林雪出版社出版。不可能是他看了林浦的杂文几年就决定不收了。那么，是谁在林浦之前提到沈从文与这两首诗有关呢？徐朔方先生是怎么知道这句话的？
如果不是这样，有没有另一种可能？笔者在此提出一个猜想。徐朔方先生前后有两任妻子。第一任妻子杨小梅是他在浙江大学的同学兼诗友。他们关系很好。不幸的是，杨小梅于1963年因病去世。《时光荏苒》里的很多诗都是写给她的，想念她。第二任妻子宋善宝是徐朔方先生在杭大中文系的学生，比徐朔方先生小十七岁，但不幸于2002年病逝。《流水的时光》里也有很多为她写的诗。徐朔方先生在1990年9月编《1985年的春节》和《徐朔方集》时，可能更注重宋善宝先生的感受(见该书序言)，体现在诗歌的编排上。如《徐朔方集》第五卷“创作”部分1984年6月3日以后写的诗中，《夏末的玫瑰》赠宋善宝，写于1988年2月28日。接下来的小说《孤山悼妻笑梅》，写于1988年3月(502页，503页)，纪念。如前所述，与《文学》杂志出版的版本相比,《似水流年》和《徐朔方集》收藏的绘画文字有所改动。开头第一句是“一个美丽的早晨”，改成“蓓蓓迎着朝阳开合”，里面有一个“蓓蓓”字。除了想让句子更简洁，是否含有嵌入宋善宝老师名字的意图？如果这个猜测是符合事实的，那么是否正是因为“我们相爱一生，但我们的生命还是太短”这句明显是针对杨小梅的话，才不接受“岁月”，而考虑到宋善宝老师的感受而放弃了呢？徐朔方先生和他的妻子宋善宝共同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取名“李阳”，应该是为了纪念杨小梅。次子的名字“宋”、“宋”谐音“宋”，应该是向宋善宝致敬的意思。徐朔方先生给他的孙子(徐立阳的儿子)取名为“雨虹”，因为他的儿媳妇的名字里有“虹”字。宋善宝老师在姐妹中排行第三，“善宝”中她的名字“善”也与“三”谐音。可以看出，徐朔方先生和他的家人对用词非常敏感和小心。前人处理自己的作品和相关文献往往是有意义的。当然，这只是猜测。要对这个问题做出令人信服的回答，我们还需要找到确凿的书证。
